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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试点任务从接到人行、省政府通知到业务落地，仅仅8个工作日。”一位参与试点发行的银行投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承销过程中，相比传统单一债券的发行，参与方更多，工作时间截点需要各方配合支持；同时，在投资人方面，需要引入更多的合格凭证投资者，活跃凭证投资，进而更好地发挥凭证在支持债券发行方面的作用。

这种选择有历史合理性。中国企业是从模仿和跟随起步的，靠低成本优势做大规模，靠延续式创新实现产品领先，这样的模式在很多行业都被成功复制——这不仅是中国制造的经验之谈。最近几年，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庞大的中国市场规模对接，成就了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

（谢春生：中泰证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2014年获得亚洲货币（Asia Money）第一，机构投资者排名（II）第四；2016年新财富团队第五；个人获得2016年第一财经人工智能领域第三，区块链领域第四；2017年新财富团队第四。）

郭树清提出这一初步目标的理由是，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一二五”目标对于大多数以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信贷客户的银行来说，将带来挑战。目标骤下，多数银行也在观望期。“只能尽力去完成。”一位城商行负责公司业务的副行长表示，“但不同地区的银行所面临的客户差异化，银行的风险偏好也各不相同，一刀切的指标要求不利于银行的商业原则。”

但有时候信心比黄金重要。“有这一目标，比没有强；贷比不贷强。”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如是认为。而伍戈也表示，在国企与民企竞争并不中性公平的环境下，这类结构性调整措施是有必要的，只是效果仍然需要观察。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银行一定要避免出现“不敢贷”、“不愿贷”走向“抢着贷”、“硬给贷”——信贷资源可能会集中投向某些企业，企业有可能盲目扩张，更有甚者直接流入了房地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