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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申近几年，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短短几年已形成数万亿元的规模体量，在支持创新创业、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产业基金发展迅速，且地区发展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存在投资决策不够市场化、管理团队不稳定、投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成都与重庆作为西南双雄，存在广泛的竞合关系，汽车和电子产业发展竞争激烈。随着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显著加快，成渝双城间的联系将空前紧密，竞争也更加错综复杂。从政策看，重庆国家级新区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批复时间都早于成都，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数量也多于成都。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都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

行业的长期问题，是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即便考虑当前处于下行周期，当新一轮周期开启的时候，也会因为负债能力不足使得行业弹性较弱，拿地模式改革下行业长期商业模式在发生变化。除非重启房企可以通过负债去拿地，否则行业将面临弹性不足的问题。以近2轮周期以来ROIC的表现看，大多企业下降了30%左右。若要维持高ROE水平，权益乘数需要大幅提升，而这个权益乘数，就需要重启拿地端融资。用债务维持ROE需要经济效益合算。若走老路，毛利率压缩将让债务杠杆几何级数增加，风险不合算；若不走老路，则权益乘数下降，ROE受到影响。

当然，财新记者可能出于保护线人的角度，隐匿了渠道来源，并去采访了ST康美。税务稽查部门的说法，以及康美药业的确定性回复，才满足于一个“新闻线索”的多方求证的平衡原则。此外康美药业作为一个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有子公司业务的大型企业，其到底是哪个税务部门在立案稽查也应该交代清楚。否则这则没有确定信源、没有具体税务部门、没有康美药业证实的新闻，只能算作一个小道消息，而康美药业的澄清说明则会直接让这个新闻变得毫无准确性可言。

问：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12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称，美方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美方对中方以激进、持续的恶意来回应美方的善意感到失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答：我们也看到了有关史达伟先生演讲的报道。恕我直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企图以此为美现行对华错误政策正名，也是说不通的。

NO4．广州：还是中国第三城么？改革开放释放广州新活力，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世界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路的主港，唐宋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清两代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在众多的沿海城市中，广州最靠近东南亚、中东和欧洲。改革开放初期，广州GDP全国第八，不仅低于北京、上海，也低于武汉和沈阳等城市。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先试先行、积极实践。1989年GDP跃居全国第三，仅低于北京和上海，此后到2015年的27年间，广州GDP稳居全国第三，奠定了其作为一线城市的基础。2018年广州GDP达到2.3万亿元，全国第四；人均GDP突破15.5万元，在十大城市中仅低于深圳；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全国第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五。广州的落户门槛远低于北京和上海，2015年以来每年新增常住人口分别为42万、54万、45万、41万。广州“2035规划草案”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未来有310万人的增长空间，是一线城市中政策空间最大的城市。教育方面，广州有广东省80%的高校，2018年在校大学生总数达109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